作为司法解释重要形式之一的批复，在国家行政系统内部同样存在，其所遵循的完全是科层等级系统内部的监督指挥逻辑。

近代成文宪法都对人身自由予以较为详细的列举，如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了自由的含义，从第七条开始规定各种人身自由：除非根据法律规定并符合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受逮捕和拘禁。第二十条规定：人人都有接受法律援助的权利。

增加或加重处罚的法律没有溯及力未经证实的怀疑应当做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解释。朱福惠，男，1961年生，湖南双峰人，199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厦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厦门市思明区人大常委会委员，现任厦门大学社科处处长，厦门大学教授，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法学会理事，厦门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所所长。根据法律规定的情形，法律援助费用由国家承担。第八条规定不得施加酷刑。

而司法机关行使侦查与审讯的权力往往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并且可以通过各种借口阻碍公众对公权力机关的监督，以国家安全或者国家秘密为由阻碍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其结果是造成司法专横，使司法机关沦为政治专制的工具。为了防止列举式发生消极影响，有些国家的宪法典以概括性条款的方式规定未列举权利同样受到宪法的保护，而有些国家的宪法典则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以宪法文本列举的权利为限。2012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刊登的《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显然是对该问题所做出的一种回应。

既然连法律（立法）都要受大学自治原则制约，那么，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其审查依据当然首要的是大学自订的规章。（二）释字第563号：形式正当性审查模式的建构 夏某是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硕士班学生，因两次参加一门硕士候选人资格考试科目没有及格，被民族学系依据该系有关规定予以退学处分。而从学生权利救济的角度来看，合法性审查模式亦是无法切实对其进行实体性救济。[14]除了对可能产生的外部效应的争论外，该号解释对大学生权利保障所具有的实效性也遭到学者们的质疑。

大法官试图通过该号解释，彻底解构学校领域这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最后堡垒。周慧蕾，单位为浙江大学。

正当程序与平等原则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若是符合，则再进一步审查该目的与手段之间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台湾地区司法机关在经历一系列的实务尝试后，放弃了合法性审查模式，确立正当性审查模式。但其所具有的战略性眼光不容质疑。

正当性审查主要以正当程序与平等原则为基准。接着，明确表示不仅是受教育权，即使受教育权以外的其它基本权利受到侵害，学生也可提起行政诉讼。该校学生李某因纵火被判刑。释字第563号是对解决该难题所作出的第一次回应与努力。

加之，类似为维持学校秩序、实现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侵害其受教育之权利者用语不明确，往往导致即使对学生受教育权以外权利有重大影响的行为，也屡屡不许救济。[18] 可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并未背离大法官在释字第380、450号中所确立的大学自治原则，只是尝试着在实务中对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做出一种价值性选择。

前文提过，经释字第380、 450号后，大学自治不仅获得立法保留，甚至提升到了宪法保留地位。但该解释对于盘踞、压制台湾民主与法治秩序半个世纪之久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有重要的解构之功。

因此，学生权利保护之法网，呈欲张又止之现象。所谓宪法保留，强调的是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法律（立法）也不能进行限制。即，该行为是否由既定规则所认定的组织做出、是否按既定程序、是否赋予相对人辩论机会。照此逻辑无疑会让人产生如下推论：虽然大学生对大学的侵害行为可以无拘束性地提起诉讼，但是法院能从实体上真正给予救济的可能性却不大。[9]因此，从学生权利保障角度看，释字第382号在突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上是一个启动程序，而彻底放弃该理论并确立大学生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的是释字第684号。后学校以该学生前开行为属于重大违规事项而予以退学。

正如前文所言，大学自治经释字第380、 450号后，获得了重要地位。[7] 当然，司法实务的转变，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发展有密切关系。

看来，对大学自治的正当性审查模式中，司法主观裁量的界限何在，将是台湾地区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下一个难题。虽然经释字382号，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也被有限地打开，但相对大学所享有的自治权，学生权利的保障仍处弱势。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在涉及大学生基本权利时，大学自治应该止步于法律保留，从而对大学校规进行合法性审查，强调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校规不予适用。为应对时代需求，学者提出了各种修正理论。

从内容上看，这一限定初步建构了司法对大学自治的正当性审查模式，即大学有关章则之订定及执行自应遵守正当程序。释文中首先肯定了因改变学生身份并损及其受教育权的基础关系适用司法审查原则：各级学校依有关学籍规则或惩处规定，对学生所为退学或类此之处分行为，足以改变其学生身分并损及其受教育之机会，自属对人民宪法上受教育之权利有重大影响，此种处分行为应为诉愿法及行政诉讼法上之行政处分。1998年3月27日公布了释字第450号。[17]赖恒盈：告别特别权力关系（下）—兼评大法官释字第684号解释，载《月旦法学杂志》2011年第198期，第189页。

释字第382号就是缘该案作出。大法官在释文中指出：受处分之学生于用尽校内申诉途径，未获救济者，自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

因为根据大学自治原则，大学享有对内的规章制定权，而这一规章制定权本身是可以突破和超越法律的。但正如有学者所言：大法官在处理学生权益之救济问题时，一方面不断忧心是否过度干预大学自治。

首先，两案发生在释字第450号之后。虽然，该号解释也提到大学有关章则内容应当合理妥适，但到底何谓合理妥适，并未做出具体解释。

若不符合平等原则，则进一步审查该校规制定的目的是否符合重要公共利益。接着在理由书中对经营关系中的学生司法救济的请求权作了严格限制：如学生所受处分系为维持学校秩序、实现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侵害其受教育之权利者（例如记过、申诫等处分），除循学校内部申诉途径谋求救济外，尚无许其提起行政争讼之余地。[8]赖恒盈：告别特别权力关系（上）—兼评大法官释字第684号解释，载《月旦法学杂志》2011年第197期，第114页。但是，在认真对待权利旗帜高扬的时代，对学生权利的实体性保障同样不容忽视。

若存在对平等原则的限制，那么，需要进一步审查这种限制是否合理。比如在世新大学退学案的判决书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被告所自行订定学则第二十九条，以大学学生学习成绩不及格科目之学分数达该学期修习学分总数二分之一，作为剥夺大学生之学生身分之理由，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及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五条之规定，本院不受其拘束，而不予适用，被告依该学则对原告所为之退学处分，系属违法之行政处分。

在该号解释中，大法官肯定了大学享有超越法律规定而另设学位授予条件的权利：‘学位授予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是国家本于对大学之监督所为学位授予之基本规定，而大学为确保学位之授予具备一定之水平，有权利在合理及必要的范围内，订定有关取得学位的资格条件。因此，在上述两大背景下，法院如何在尊重大学自治与救济学生权利之间寻找一条恰当的途径就成为关键。

因此，为了防范大学成为恣意妄为之地并切实保障学生权利，正当性审查模式同样值得大陆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借鉴。若通过审查，那么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即该行为所依据的校规自身是否具有正当性。

本文地址： http://one.zhutima.com/?id=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